在中國的當下,教育成就夢想顯得更為急咖啡機迫,原因有二:
  其一,改革開放35年來迅速成長起來的中間階層,多是教育的受二胎益者,沿著教育所鋪就的臺階拾級而上,進入一個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,這既是深入人心、難以動搖的教育期待,是他們熟悉且習慣的路徑依賴,還是這個社會認可的上升通道。確切地說,知識改變命運,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。
  中間階層強盛的教育期待日漸焦躁,焦躁來源於縱向的代際流動對比,這一代父母已經習慣了向上流動的趨勢,但到子女身上,機會空間已經逼仄,他們中谷餐飲設備需要調整和降低志向:不再追求子女的代際向上流動,也要竭力防止代際之間的下滑,保障子女地位沒有明顯下降。
  焦慮還來源於橫向的壓力:一個社會越不均衡,教育投資的壓力就越大。“蓋茨比曲線”的橫軸是收入有巢氏房屋的均衡度,縱軸是代際的流動性,它揭示一個重要的現象:收入越不均衡的國家,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受父輩地位的影響,子輩擺脫父輩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低。這也是“拼爹”之所以存在的原因。
  其二,獨生子女政策不允許家庭教育投資的失敗。一個孩子裝潢寄托了所有的期待,父母不僅不接受獨生子失敗,甚至不接受平庸。
  一方面是機會空間的逼仄,教育上升通道的擁擠,另一方面是教育不僅事關家族的社會繼替與宏業,更是稀缺機會分配的代理機制。如此,它的運作邏輯就顯得尤其重要。
  “把蛋糕做大,讓更多的人能吃到”——投資教育,不僅成為個人與家庭,也成為政府合理且正當的選擇。運用加法甚至乘法邏輯,教育以樂觀的增長,滿足越來越多人的需求。然而,越多的教育就越好嗎?它能迴避人與人競爭中的機會博弈嗎?做大的蛋糕如何與稀缺的資源與機會兌現?何為“人民滿意的教育”?通常的理解是“優質的”和“均衡的”教育,然而,“優質”有時候正在於“稀缺”。
  稀缺何以可能?保障稀缺性的制度邏輯為:高競爭、高排斥與高壟斷。即教育機會上的高競爭,教育篩選中的高排斥,核心利益的高壟斷。在此制度邏輯下,有限理性驅使人選擇“墊腳策略”:在劇場看戲,四周都靜坐時,站起來會看得更清楚;左鄰右舍都站起來時,墊腳能看得更清楚;當所有的腳都墊起來時,誰又能看得更清楚?
  在基礎教育中,學業負擔為何越減越重?因為學業結果事關稀缺機會。面對人數眾多、參差不齊又都渴望獲獎的選手,競賽規則的制定成為技術難題——既要確保參與的大眾性,又要確定獲勝的稀缺性,要平衡地玩好這一戲法,還真不容易。這就需要規則不斷地推陳出新。
  在精英高等教育時代,本科文憑就可以獲得不錯的工作機會;在大眾高等教育的今天,碩士學位已經貶值。然而,大學畢業生巨大的就業壓力,逼迫研究生教育不斷擴大規模,甚至波及博士教育。當中國博士教育質量屢被詰問時,通過增長教育年限以獲取稀缺機會的策略,已意義不大。篩選的核心已不在數量的多,而在質量的高,即稀缺性體現於質量的高低,體現於高等教育系統內部不同的院校層次:有吸引力的就業崗位不斷提高門檻,不僅要求211院校,更苛刻的要985高校,甚至爆出非“三北”(本、碩、博均為北大)、“五清”(本、碩、博外加中學、小學均為清華)不考慮的傳聞——既荒誕又合理——精英的壟斷性、排斥性已淋漓盡致。越來越多的家庭畏難於中國教育的高競爭,失望於中國教育的低回報,轉向國際教育市場,“海龜”開始變成“海待”……這正是“過度教育”得以產生的制度邏輯。
  對個人及家庭來說,教育投資已成為一場成本高昂的豪賭。難道他們沒有意識到風險嗎?非也。問題是:難道他們還可以有別的選擇嗎?如同一場激烈且漫長的馬拉松競賽,參賽者能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具體的對手,稀缺的機會如同陽光下的影子,當你要抓住它時,它又跑了,在不遠處頑皮地向你招手……你只有咬牙堅持跑下去,不放棄就意味著希望,或許也可能有機會;而放棄即徹底地失敗——這正是“過度教育”得以產生的心理動因。
  教育在此已成為一種防禦性的策略,不參與即出局,準確地說,大眾高等教育時代,更多更高的教育已變成一種強制性的資格要求。在此情勢下,教育想不“過度”也難!我們憂慮的是:這場教育投資的盛宴將由誰、且以何種方式埋單?
  (作者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)  (原標題:誰將為教育投資的盛宴埋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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